以商人作为参照物，既能观照出社会内外部的变动，又能洞察灵魂的九死一生。作家如以商人为切入角度，应是一个有趣而赚钱的题材，特别在经历贱商、抑商、重商戏剧性变化过程，商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可爱的观赏物。

出身钱塘望族，其叔祖曾是光绪年间军机大臣的已故台湾作者高阳（1926-1992），对沉浮于清末商海的徽商胡雪岩情有独钟。高阳亦官亦文，亦官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，亦文退伍后曾任台湾《中华日报》总主笔、《中央日报》主笔。可惜的是，他虽从事过要发行、推销的报业，与商稍有搭界，但毕竟只是稍有罢了，并未深入。
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说过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其实，商贾的本质就有上述两点特征，掌握了世事和人情，就有了赚钱的资本。因此，高阳通晓此规律后，就仿佛看见清末一品红顶商人——胡雪岩缓缓走来，一口气写下了几百万字的《胡雪岩全传》。

商人自古就是中国的犹太人，从几千年社会阶层的流动中，最终从“士农工商”、“工农兵学商”的四民或五民之末，爬升到官僚、实业家、商人三位一体的上层社会。其地位的变化过程，既是社会搏奕的结果，也是自然资源即将枯尽下掠夺的必然产物。

商人，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又称“商贾”。汉代《白虎通德论》道：“商之为言章也，章其远近，度其有亡（无），通四方之物，故谓之商：贾之为言固也，固其有用之物，以待民来，以求其利者也。故通物曰商，居卖曰贾”。商朝时，其臣民就叫商人。商民族的祖先王亥，相传就曾造牛车，驾车载帛，带着牛群到远方其他部落去经商。等周武王伐纣灭商后，商代遗民有从事贸贩贱役。因此，“商（族）人”与“商（业）人”即指一回事。卑贱的身世注定中国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和文化特征。

商人逐渐有了地位，应归功于专事官商互动的两人：一个是春秋时期的越国范蠡，另一个是战国时代的秦国吕不韦。范蠡开创了由官入商的先河，原是越国大臣的范蠡助越王勾践成霸业，激流勇退，私携美人西施远走太湖，以官场深不可测的功力成就了后人崇拜的财富符号——陶朱公。吕不韦发现了由商入官的捷径，他以生意人的眼光，看到秦昭王太子的儿子子楚在赵国作人质，以此为奇货可居，舍弃千金家财助子楚登基，自己摇身一变官至丞相，封文信候，富可敌国。此两则定律，至今演变成了傍大官或傍大款的渊由。

高阳深知历史上范蠡、吕不韦的价值，就从胡雪岩奉信的格言“钱是做事情的工具，不是目的；把钱当做目的者，就是钱的奴才”入手，解读了胡雪岩生平：从杭州一钱庄学徒开始，经王有龄、左宗棠提携，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，升至一品顶戴，赏黄马褂，亦官亦商，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、江南药王。资金2000万两，田地万亩。终因左宗棠政敌李鸿章釜底抽薪，短短三年间，钱庄倒闭、胡庆馀堂破产、妻妾散尽，并被清廷下令革职查抄，严追治罪。1885年，刚刚62岁的胡雪岩郁郁而终。

从胡雪岩发迹史看，他不同于祖师爷范蠡，倒于另一祖先吕不韦相似，结局也相近。由此得出，由官入商者，游刃有余；由商入官者，心力憔悴。——此与官场斗法全凭权和势相通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既注意历史氛围，又善编故事，也着力刻画人物，因而小说写得内容丰富，波澜起伏。作家杨明评道：“写人情，高阳写出了怨而不怒、冷静客观的气质；写斗争，高阳切中了权力欲望对人性的腐蚀；写风格，高阳更为读者勾绘出一幅绚丽壮阔、气质非凡的景致，堪称一部民俗变迁史。”作家二月河论道：“高阳先生的优点是：贵族气息浓厚，文笔从容。他的笔法非常柔和，看完之后，心理有一种舒展的感觉。缺点是：稍微罗嗦一些。”以为高阳罗嗦的二月河，也就另作一部《胡雪岩》了，尤其在全民皆商的年代，此价值也奇货可居。